北京、上海等5家区域性股权市场获批参与「区块链建设试点」意味着什么? 余个二三线省市于上半年相继出台区块链相关政策,均预示2020将成为区块链与产业结合的重要一年。在区块链不断向传统产业渗入的过程中,证监会发布上述文件,「批准北京、上海、江苏等5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参与区块链建设试点」究竟代表什么?背后意义几何?带着这样的问题,火星财经采访北大经济学博士、知密大学发起人、重庆工商大学区块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昌用,以及CBX研究院院长、区块链研究者和从业者谷燕西。“股权市场参与区块链建设试点应该是实现股权通证化,利用区块链政策,均预示2020将成为区块链与产业结合的重要一年。在区块链不断向传统产业渗入的过程中,证监会发布上述文件,「批准北京、上海、江苏等5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参与区块链建设试点」究竟代表什么?背后意义几何?带着这样的问题,火星财经采访北大经济学博士、知密大学发起人、重庆工商大学区块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昌用,以及CBX研究院院长、区块链研究者和从业者谷燕西。“股权市场参与区块链建设试点应该是实现股权通证化,利用区块链技术提高股权的确权和流通效率。监管也会从设计之初就进入系统,并不会出现ico乱象。这是传统证券系统的技术改进,旨在提高发行和流通效率和安全性,跟币圈没有关系。”刘昌用告诉火星财经。谷燕西同样认为此举与币圈没有关系,并指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不过,后面依然需要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交易所未来的发展方向,采用什么样的技术,交易什么样类型的产品,交易所采用的交易方式,交易所的组织形式和治理机制,交易所采用的法币还是数字货币,交易所在全球市场的定位,所有这些都是未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谷燕西强调,“这不仅仅指股权,而是包括各种新型的可交易的资产。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发展方向。因为股权交易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空间了。现在已经有各级的股权交易市场。”另一方面,区块链经济学者朱幼平则指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深圳等5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区块链,说明证券市场链改大戏已开锣,未来包括证券市场的区块链化、企业资产通证化及合规交易等系列金融市场波澜壮阔的升级改造局面值得期待”。在朱幼平看来,用区块链的代码信用增强现有金融体系的信用,逐步完成工业时代的金融体系向数字时代的新金融体系转变,这是必然的趋势。这样,从上网
火星一线 2020-07-22 09:54  股权  政策  区块链建设试点
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区块链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按照长短结合的思路,建立健全差异化的财政政策机制,打造区块链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三)主要目标到2022年,把北京初步建设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区块链科技创新高地、应用示范高地、产业发展高地、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形成区块链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北京方案”,建立区块链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融合互动的新体系,为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新活力。二、重点任务(一)创新引领,打造区块链理论与技术平台1、强化区块链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区块链前沿基础理论,支持在密码学、高性能计算、可信芯片、众智科学等重点领域开展研究,突破区块链共性理论问题。围绕区块链高性能、安全性、隐私保护、可扩展性、数据真实性等方向,研究网络模型、共识机制、分布式存储、零知识证明、安全多方计算、跨链协议、智能合约、链上链下协同、监管科技等技术,形成成熟完善、可持续迭代的技术架构体系。(牵头单位:市科委,配合单位: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2、构建区块链底层开源技术平台与生态。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企业立足区块链关键核心技术成果,建设自主可控的底层开源技术平台,探索开发基于区块链的可信芯片、智能服务器及操作系统,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块链开源社区,构建创新活跃的区块链开源生态。(牵头单位:市科委、海淀区政府,配合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3、打造基于区块链的可信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完善市区两级目录区块链体系,开展共性应用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可信区块链服务支撑平台政策机制,打造区块链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三)主要目标到2022年,把北京初步建设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区块链科技创新高地、应用示范高地、产业发展高地、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形成区块链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北京方案”,建立区块链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融合互动的新体系,为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新活力。二、重点任务(一)创新引领,打造区块链理论与技术平台1、强化区块链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区块链前沿基础理论,支持在密码学、高性能计算、可信芯片、众智科学等重点领域开展研究,突破区块链共性理论问题。围绕区块链高性能、安全性、隐私保护、可扩展性、数据真实性等方向,研究网络模型、共识机制、分布式存储、零知识证明、安全多方计算、跨链协议、智能合约、链上链下协同、监管科技等技术,形成成熟完善、可持续迭代的技术架构体系。(牵头单位:市科委,配合单位: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2、构建区块链底层开源技术平台与生态。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企业立足区块链关键核心技术成果,建设自主可控的底层开源技术平台,探索开发基于区块链的可信芯片、智能服务器及操作系统,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块链开源社区,构建创新活跃的区块链开源生态。(牵头单位:市科委、海淀区政府,配合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3、打造基于区块链的可信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完善市区两级目录区块链体系,开展共性应用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可信区块链服务支撑平台,初步建成统一数字身份平台、统一政务数据共享平台、统一社会信用平台、统一跨链交互平台,提供共性、安全的区块链基础支撑能力,降低技术使用成本和应用开发门槛。与北京政务云、大数据平台等信息设施结合,逐步形成支撑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的可信信息基础设施体系。(牵头单位:市科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4、推进区块链标准体系建设。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企业发起或参与区块链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加快研制面向核心技术的基础性、关键性和安全类标准,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牵头单位:市科委、海淀区政府,配合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中关村管委会)5、建设国际一流的区块链新型研发机构。整合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企业力量,成立北京区块链研究院,纳入本市新型研发机构体系;加快在区块链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等方面取得变革性、颠覆性突破,产出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和关键技术。(牵头单位:市科委,配合单位:海淀区政府)(二)需求带动,建设落地一批多领域应用场景6、推动政务服务“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推进基于区块链的政务服务共性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可信共享,提高业务协同办理效率。率先聚焦不动产登记、京津冀“一网通办”、财税领域统一电子票据等场景开展示范应用,减环节、减材料、减跑动、减时限,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牵头单位:市政务服务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北京市税务局等)7、促进金融服务“多方互信,降本增效”。围绕传统金融服务信息校验复杂、成本高、流程长等痛点,推动在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跨境支付、贸易融资、智能监管等领域落地一批应用场景,支持相关项目申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监管沙箱),促进政府、市场、机构之间多方互信和高效协同,提升金融服务效能。(牵头单位:市金融监管局,配合单位:中关村管委会等)8、加快信用信息“可信采集,可信共享”。基于全市信用信息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社会信用监管,提供公共信用服务。创新政府与社会信用数据的采集融合、信息共享、监测评价和自主应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信用体系,在医疗、家政、招聘等领域形成基于区块链的信用应用创新示范模式。(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9、赋能城市管理“可信互联,精细治理”。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城市交通、电力、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在公众绿色出行碳普惠示范、城市水资源可信监测等方面调动多方主体积极参与,推动城市数据的可信融通共享,促进城市资源的高效管理和有效配置,提升城市管理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市水务局)10、推进公共安全“全程可查,流程可溯”。面向食品、危险废物、应急装备物资、救援资金等重点管理对象,推动区块链技术在行政执法、数据存证和追溯管理等场景中的应用,强化安全风险分析评估和预警能力,增强政府部门存证、监管、执法、追责的透明度和便利性,提高数字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水平。(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市公安局)11、助力卫生健康“可信共享,存证溯源”。围绕数据安全、过程可靠、监管合规的医疗卫生管理体系建设需求,探索打造区块链技术应用场景;基于区块链技术数据共享、信息透明、智能可信等特点,探索其在医疗监管、疫苗管理、医疗废物管理及其他业务场景中的应用。(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委)12、推动电商交易“高效透明,过程可溯”。推动区块链技术在商贸流通领域的应用,面向数字贸易、跨境贸易、在线零售等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业务场景,提高交易主体、交易内容的可信度,提高交易过程的透明度、可溯性和安全性,提高交易效率,助力优化消费新供给。(牵头单位:市商务局、海淀区政府等)(三)集聚发展,培育融合联动的区块链产业13、培育区块链创新企业集群。围绕构建区块链一体化产业链体系,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培育一批独角兽企业和高成长性特色企业,为中小型创新企业提供应用场景支持,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积极对接国家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推动其所属区块链研发机构落地北京。(牵头单位:海淀区政府、中关村管委会、市科委,配合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朝阳区政府、通州区政府)14、打造区块链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支持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等区块链协同创新平台,以成果转让、许可使用、作价入股等方式推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支持区块链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建设,举办技术和产业创新竞赛,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牵头单位:海淀区政府、中关村管委会,配合单位:市科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朝阳区政府、通州区政府)15、建设区块链产业创新发展基地。重点在海淀区、朝阳区、通州区等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块链产业创新发展基地,引进一批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区块链企业,健全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在办公用房租金补贴、研发经费补助、人才引进等方面积极给予支持。(牵头单位:市科委,配合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朝阳区政府、通州区政府)16、设立区块链产业投资基金。在本市科技创新母基金下设立区块链产业投资专项子基金,统筹政府投入和社会资本,积极支持区块链创新项目做大做强。建立区块链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服务机制,鼓励优势企业上市融资。(牵头单位:市科委、海淀区政府,配合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金融监管局、中关村管委会、朝阳区政府、通州区政府)17、推进区块链产业联盟建设。围绕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推进区块链产业联盟建设,吸引政、产、学、研、资、用等多方主体加入,在区块链技术、成果、应用、标准、培训、评测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构建协同创新、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牵头单位: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配合单位:市科委、朝阳区政府、通州区政府)(四)要素保障,建设领先的区块链人才梯队18、引进区块链全球顶尖专业人才。实施专项引才行动,大力支持引进区块链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急需紧缺的海内外人才及创新创业团队。在高聚工程、北京学者等人才计划中,加大对区块链人才的引进、培育和支持力度,为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便利条件。(牵头单位:市人才局,配合单位:中关村管委会)19、培养区块链高水平创新人才。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学科专业优势,鼓励其加强与科研机构、企业协同合作,依托科研项目及实验室建设,深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高层次人才培养方案,开展研究生教育改革试点,促进区块链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有机融合,培养一批高水平复合型创新人才。(牵头单位:市教委)20、建立区块链人才培训体系。鼓励区块链企业创办企业大学,加快培养区块链系统架构师、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才。在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高精尖产业技能提升培训中,重点开展区块链相关培训。将区块链培训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牵头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配合单位:市科委)三、组织实施(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市领导牵头的区块链工作推进小组,协调解决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工作推进小组下设办公室,成立工作专班,推动行动计划的落地实施。整合领域专家资源,建立“委办局+专家组”的“1+1”工作机制,开展技术咨询、方案论证、过程指导等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0-07-01 10:17  北京市  政策  区块链发展
北京、上海、福州新基建三年规划比较: 区块链地位、作用大不同 的范围只有7天。这么短的时间,按照正常的政策性公文流程,几乎很难做出大幅调整,因此“区块链”并没有纳入上海新基建三年方案,且一次也没有提及。然而,细读上海的方案,还是能品出区块链的“味道”。集中体现在两大方面,4个领域:第一方面,上海要实施一体化融合基础设施(“新平台”)建设行动。当中包括了社会治理“一网统管”平台支撑体系建设。这一建设是要将交通、道路实况、公共卫生、食品安全、水电气、金融、市场监管、经济社会风险等数据资源联通,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区块链则有助于实现数据的联通和加密计算。其次,行动还包括了构建国内首个医疗大数据训练设施。依托医联工程、健康信息网汇集的医疗数据资源,集中开展数据清洗、脱敏、政策性公文流程,几乎很难做出大幅调整,因此“区块链”并没有纳入上海新基建三年方案,且一次也没有提及。然而,细读上海的方案,还是能品出区块链的“味道”。集中体现在两大方面,4个领域:第一方面,上海要实施一体化融合基础设施(“新平台”)建设行动。当中包括了社会治理“一网统管”平台支撑体系建设。这一建设是要将交通、道路实况、公共卫生、食品安全、水电气、金融、市场监管、经济社会风险等数据资源联通,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区块链则有助于实现数据的联通和加密计算。其次,行动还包括了构建国内首个医疗大数据训练设施。依托医联工程、健康信息网汇集的医疗数据资源,集中开展数据清洗、脱敏、脱密、去隐私化、标准化等处理,建立医疗大数据训练设施,在确保数据安全、对等开放、功能共享的前提下,探索新型合作机制。这也是区块链在医疗数据领域的拿手好戏。最后还有探索建设临港新片区“国际数据港”互联设施体系。探索区内工业数据的互联互通及与全国互联互通,逐步探索贸易数据、金融数据等区内互联互通和国内互联互通。这其实是区块链+工业互联网力所能及的事情。第二方面是上海要实施智能化终端基础设施(“新终端”)建设行动。其中包括了建设“互联网+”医疗基础设施。具体是建设健康信息网三期和医联工程三期,构建健康信息数据中台,加强移动支付、诊间支付的推广与监管,实现医学检验项目、医学影像检查和影像资料在同级医院的互联互通互认。这和前述的医疗大数据训练设施的具体实现。福州面广继上海之后,6月2日,福州市政府也发布了两份关联的新基建规划,一份是《福州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另一份是《福州市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应用的若干措施》。这两份文件共计提及区块链10次,是三地最多的。福州区块链建设范围涉及最广。其中,在应用方面有两个地方用到区块链,其一是打造全国领先的存算平台方案中,要构建市级政务区块链基础设施框架,推动区块链技术示范应用工程、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建设,完善数字福州主链和福州市政务数据共享、公共信用信息、电子证照等多条应用链。其二是,在建设“城市大脑”共性能力平台上,用区块链等新技术支撑平台,构建AI能力、数据能力和应用能力等三大能力平台,打造城市智能中枢和数字公共底座。在具体的行动指引上,有三处提及区块链。包括:1.区块链等技术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2.鼓励金融等产业领域开展区块链应用示范;3.推动区块链等新技术重点领域建设数字应用示范工程。在企业扶持方面,福州的文件也重点提到要针对区块链百强企业,按照企业首次达到上述标准时实收资本的10%进行补助,补助金额按4:3:3的比例分三年拨付,单家企业不超过500万元。行动指引和企业扶持,都是北京、上海没有的政策。北京深入但三地中,用链最深的还是北京。6月9日,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8次提及区块链。相比其他地区,区块链在新基建是服务一些具体项目而做,但北京的方案中,专门将打造“区块链服务平台”作为一大项目来操作。这种“反客为主”将北京对区块链的“用情至深”充分体现,如果还说不够,6月9日,北京还研究了《北京市区块链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2年)》专项计划。回到北京新基建的方案,其区块链服务平台的内容包括了:培育区块链技术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形成研发创新及产业应用高地。建设北京市区块链重点企业名单库,做好服务和技术推广。建设政务区块链支撑服务平台,面向全市各部门提供“统管共用”的区块链应用支撑服务。围绕民生服务、公共安全、社会信用等重点领域,探索运用区块链技术提升行业数据交易、监管安全以及融合应用效果。结合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开展电子商务、电子交易以及跨境数字贸易的区块链应用,提高各类交易和数据流通的安全可信度。——这一平台的建设已经表明,北京市政府是将区块链作为“产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及区块链,互链脉搏曾撰文分析,原因之一就是区块链还没有形成促进“六稳”的大型产业。但北京“区块链服务平台”如果建设起来,那么区块链已经具备了产业特点,具有相对完善的产业链。除此之外,在其他项目中,北京的新基建方案也多次提到区块链。包括建设大数据平台中称,要完善目录区块链的运行和审核机制。2019年,北京市重点打造“目录区块链”系统。该系统建立了一套基于职责的政务数据共享和考核的新模式,实现政务数据统一调度、管理和控制。包括在智慧政务应用中,要求区块链等技术在“接诉即办”中的应用,建设在线客服与导办、办事管家、用户个人空间及全市“好差评”等系统。包括在新型安全服务平台中,综合利用区块链等新技术,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安全态势感知和风险评估体系建设,整合形成统一的新型安全服务平台。区块链在新基建的地位综合比较三地新基建三年规划中,区块链涉及的领域,三地都会将区块链用于政务系统,简化政府办事流程,提高监管效率。并且也都会用到智慧城市中,优化城市的社会治理。特殊的是,上海重点会在医疗领域发力。北京在数据安全、数据交易方面都提到使用区块链。福州有注意到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北京和福州都会给与区块链企业扶持政策。(制表:互链脉搏上海为推测)上述比较分析能够看出北京、上海、三地区块链的重视、应用、扶持等情况,那和新基建的其他技术领域相比,区块链在新基建的位置怎样呢?根据发改委4月20日对新基建范围的描述,其具体使用的技术包括了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5G是三地新基建规划都大篇幅去讨论的,三地总共提及次数超过70次;其次是人工智能,37次;接着是数据中心和工业互联网,分别32次、30次;然后是物联网20次。区块链排在物联网后面,为18次。卫星互联网和云
元尚 2020-06-12 08:41  区块链地位  新基建  政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市场、政策、法治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激发活力和创造力。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完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电力、油气等领域的实施细则和具体办法,大幅放宽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向社会资本释放更大发展空间。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增加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支持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完善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健全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健全清理和防止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营造有利于化解民营企业之间债务问题的市场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实施重大国家战略。三、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一)全面完善产权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加强产权激励。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加快转变国资监管机构职能和履职方式。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落实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产权权能,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创新农村集体经济有效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制度规则,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完善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二)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行“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维护清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和第三方评估机制,以服务业为重点试点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建立统一的清单代码体系,使清单事项与行政审批体系紧密衔接、相互匹配。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信息公开机制,提升准入政策透明度和负面清单使用便捷性。建立市场准入评估制度,定期评估、排查、清理各类显性和隐性壁垒,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改革生产许可制度。(三)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修订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抽查、考核、公示制度,建立健全第三方审查和评估机制。统筹做好增量审查和存量清理,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存量政策。建立违反公平竞争问题反映和举报绿色通道。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培育和弘扬公平竞争文化,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四、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一)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探索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投资者保护。探索实行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注册管理制。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建立数据资源清单管理机制,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和措施,发挥社会数据资源价值。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二)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完善城镇建设用地价格形成机制和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政策,推动实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推动土地复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基准作用,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双向浮动弹性。加快全国技术交易平台建设,积极发展科技成果、专利等资产评估服务,促进技术要素有序流动和价格合理形成。(三)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缩小土地征收范围,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建立土地征收目录和公共利益用地认定机制。推进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土地资产处置,促进存量划拨土地盘活利用。健全工业用地多主体多方式供地制度,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促进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完善企事业单位人才流动机制,畅通人才跨所有制流动渠道。抓住全球人才流动新机遇,构建更加开放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机制。(四)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提质增效。推进商品市场创新发展,完善市场运行和监管规则,全面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建立打击假冒伪劣商品长效机制。构建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现代服务市场体系。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全链条标准体系建设,发展“互联网+流通”,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五、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一)构建有效协调的宏观调控新机制。加快建立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和保障体系。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为主要手段,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政策、法治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激发活力和创造力。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完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电力、油气等领域的实施细则和具体办法,大幅放宽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向社会资本释放更大发展空间。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增加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支持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完善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健全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健全清理和防止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营造有利于化解民营企业之间债务问题的市场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实施重大国家战略。三、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一)全面完善产权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加强产权激励。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加快转变国资监管机构职能和履职方式。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落实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产权权能,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创新农村集体经济有效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制度规则,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完善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二)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行“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维护清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和第三方评估机制,以服务业为重点试点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建立统一的清单代码体系,使清单事项与行政审批体系紧密衔接、相互匹配。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信息公开机制,提升准入政策透明度和负面清单使用便捷性。建立市场准入评估制度,定期评估、排查、清理各类显性和隐性壁垒,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改革生产许可制度。(三)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修订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抽查、考核、公示制度,建立健全第三方审查和评估机制。统筹做好增量审查和存量清理,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存量政策。建立违反公平竞争问题反映和举报绿色通道。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培育和弘扬公平竞争文化,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四、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一)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探索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投资者保护。探索实行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注册管理制。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建立数据资源清单管理机制,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和措施,发挥社会数据资源价值。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二)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完善城镇建设用地价格形成机制和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政策,推动实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推动土地复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基准作用,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双向浮动弹性。加快全国技术交易平台建设,积极发展科技成果、专利等资产评估服务,促进技术要素有序流动和价格合理形成。(三)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缩小土地征收范围,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建立土地征收目录和公共利益用地认定机制。推进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土地资产处置,促进存量划拨土地盘活利用。健全工业用地多主体多方式供地制度,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促进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完善企事业单位人才流动机制,畅通人才跨所有制流动渠道。抓住全球人才流动新机遇,构建更加开放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机制。(四)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提质增效。推进商品市场创新发展,完善市场运行和监管规则,全面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建立打击假冒伪劣商品长效机制。构建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现代服务市场体系。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全链条标准体系建设,发展“互联网+流通”,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五、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一)构建有效协调的宏观调控新机制。加快建立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和保障体系。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为主要手段,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发挥民生政策兜底功能。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加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制度建设,构建国家粮食安全和战略资源能源储备体系。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重大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加强社会预期管理。(二)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完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强化监督问责。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政府融资职能。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三)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全面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制定交叉性金融产品监管规则。加强薄弱环节金融监管制度建设,消除监管空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依法依规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责分工,强化地方政府属地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制度。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四)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编制新一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使国家科研资源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单位。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在重要领域适度超前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研究建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多元投入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建立健全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科研储备和支持体系。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形成机制和组织实施机制,更多支持企业承担科研任务,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绩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技术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试点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五)完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体系。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强化对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的支持,加强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化解过剩产能长效机制,健全有利于促进市场化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的体制和政策。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推进实施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六)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为牵引持续优化政府服务。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精简行政许可事项,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证照分离”改革,大力推进“照后减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报建手续,推进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依托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深入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适时在全国范围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七)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新型监管机制。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建立政府部门信用信息向市场主体有序开放机制。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培育具有全球话语权的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实施“信易+”工程。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建立政务诚信监测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严格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加强违法惩戒。加强市场监管改革创新,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以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疫苗安全为重点,健全统一权威的全过程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完善网络市场规制体系,促进网络市场健康发展。健全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六、坚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健全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一)健全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完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推进高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扩大工资分配自主权。鼓励企事业单位对科研人员等实行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第三次分配机制,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二)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平衡。全面推开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和大病保险制度,健全基本医保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持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快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加强社会救助资源统筹,完善基本民生保障兜底机制。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三)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完善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健全国家储备体系,完善储备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效能。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和高质量发展,促进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更大范围流通,依托各类开发区发展高水平经贸产业合作园区,加强市场、规则、标准方面的软联通,强化合作机制建设。加大西部和沿边地区开放力度,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东中西互动协同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二)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建设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赋予其更大的自主发展、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管理权限。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三)健全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提升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附加值,
新华社 2020-05-18 21:31  政策  监督
吴桐: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基础与运行机制 具有潜在优势,但也会对全球金融稳定、货币政策有效性、国际货币体系等产生较大冲击。全球稳定币以美元为主要锚定物,将进一步增强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现有文献对“虚拟货币”、“电子货币”、“加密货币”等概念的内涵外延具有较为明确的界定,但对“数字货币”的概念则分歧较大。大多数学者侧重从数字化形式和采用技术对“数字货币”进行定义,如Wagner将其定义为以电子形式进行发行、存储和流转的货币[11],法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将其定义为非法定的虚拟货币和法定的电子货币的加总[12],Bissessar将其定义为使用分布式账本的货币[13],Kraus将其分为仅在特定虚拟空间流通的虚拟货币和以分布式账本为底层技术的加密货币[14]。总结而言,现有对“数字货币”的概念界定存在“唯形式论”(其形式是否是虚拟化、电子化、数字化)和“唯技术论”(是否采用了区块链或分布式账本),忽略了其最本质的经济金融含义。从经济金融角度出发,数字货币作为数字经济和金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需要具有泛在性、实时性、可编程性、自动化、分布式、去中介、流通全球化、价格稳定性、公共性等特征。本文从技术和经济金融两个维度给出数字货币的定义:数字货币是采用数字化技术,具有泛在性、实时性、可编程性、自动化、分布式、去中介、流通全球化、价格稳定性、公共性等特征的数字流通凭证。从货币史看,数字货币作为货币体系演进到后现代化的产物,既继承保留了货币基本属性,又具有一定特殊性。主权信用货币是数千年货币演进至今的主要形式,数字货币要成为真正意义的货币,只能走向法定数字货币的形式。非法定数字货币只是一种超越特定虚拟范围的有限支付工具或投资标的,若缺乏政策治理环境的支持与引导,难以保持长期竞争力。当前数字形式的token在流通速度、支付效率和合规成本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些优势源自技术创新。但私人数字货币难以承担货币的公共品属性,易滋生资本外逃、贪污腐败、地下经济等问题;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在经济较好和金融市场较为宽松时易超发,在经济较差和金融市场较紧时则难以发行;具有特定的使用范围和场景,一般需要绑定银行账户,不具有泛在性;价格波动较大,难以行使价值尺度职能。综合而言,私人数字货币难以实现泛在性、价格稳定性、公共性。CBDC是央行基于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发行的、具有现代货币本质属性的数字货币。CBDC本质上代表国家主权信用,具有广泛的可接受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价格稳定性;由央行发行,可与一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广泛融合,可以不依托于特定账户,得以实现泛在性;仍然具有公共品属性,可有效治理资本外逃、贪污腐败、地下经济以及经济犯罪等问题;可通过数字化和可编程化实现货币的精准投放、前瞻指引及逆周期调控,这有利于克服传统法币的同质单一性、难以追踪性和操作当下性。[15]根据本文概括的数字货币特征,只有CBDC才能完全满足数字货币的条件。二、法定数字货币是否基于区块链公众往往习惯性地将加密货币、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捆绑,事实上区块链只是DC/EP备选的技术之一,DC/EP并不一定基于区块链,中国人民银行在推进DC/EP的过程中不预设技术路线。如果DC/EP选错技术方向,损失则是系统性的。因此,我国央行明确给出了DC/EP的预期特征,对实现目标的技术路线则是开放的。截至目前,我国央行没有公开阐述DC/EP,本文梳理了相关人员(周小川、易纲、范一飞、姚前、穆长春等)的论文和公开讲话[1][2][3][16],总结出DC/EP的以下特点:DC/EP本质是央行担保、签名发行的加密字符串,其作用是替代现金M0,持有DC/EP不产生利息,发行和流通遵循现有的“央行——商业银行”二元框架,具体采用“一币、两库、三中心”的架构,具有普适性和泛在性,不依托特定的交易介质和支付渠道,不承担货币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四个基本职能之外的其他职能。DC/EP的预期政策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技术框架。图1.DC/EP的“央行——商业银行”二元框架DC/EP在目标设定时强调面向零售系统,从技术层面而言,去中心化的非许可链框架无法满足。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曾试验采用非许可链架构的DC/EP,发现采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架构无法实现零售要求的高数据吞吐量。在技术层面,许可链作为DC/EP的底层技术是可行的,已有项目也论证了这一点。2016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起了Ubin项目,成功测试了以许可链作为底层框架的分布式账本技术(DistributedLedgerTechnology,DLT)在法币数字化、国内银行清算、基于DLT的券款对付(DeliveryVersusPayment,DVP)以及跨境银行间支付结算等场景的应用。[17]DC/EP不管是采用一元体系还是二元体系,如果采用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都将以许可链为框架。Libra在技术框架上选择了许可链,有5年的时间向非许可链过渡,但其中存在较大不确定性。[18]尽管官方宣称DC/EP并不一定使用区块链,但本文总结出四点DC/EP使用区块链若干构成要件的重要价值:第一,在DC/EP的确权登记环节使用区块链,在保证发行登记高效率同时,确保数据查询系统的健壮性。第二,借鉴比特币的UTXO(UnspentTransactionOutputs)模式,采用中心化UTXO模式。账户余额即UTXO聚合计算产物,更符合现金理念,交易形成一条完整的资金转移链条便于实现穿透式监管。第三,使用联盟链框架可保证DC/EP系统的灵活度,当DC/EP在境外流通时,授予境外特定机构一定权限的节点地位,为推进数字经济新形势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第四,未来数据在区块链上确权、定价、交易的趋势要求货币也在链上运行。虽然现阶段DC/EP仅在确权登记环节使用区块链,但为扩大区块链在DC/EP的使用环节奠定了基础。2019年11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官方文件中首次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数据被纳入生产要素的同时,也意味着其被纳入收入分配范畴,其中最为核心的确权、定价、交易等环节需要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图2.DC/EP的UTXO模式因此,尽管官方宣称DC/EP不一定基于区块链,但本文根据DC/EP的政策目标推断,DC/EP在推出时不会全流程使用区块链,但会在确权登记环节使用区块链,区块链有覆盖DC/EP更多流程和环节的发展趋势。三、法定数字货币的优势与风险现阶段实质上推出CBDC的是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小型经济体,其政策目标为解决经济发展困境和实现外部均衡,不具备广泛的借鉴和推广意义。主流经济体开展的CAD-COIN、RSCoin、NBCoin、Stella、DC/EP等项目均处于内测阶段,没有进入大规模实用阶段。因此对CBDC的优势风险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仅从理论层面分析,仅有Barrdear&Kumhof(2016)、姚前(2019)等运用DSGE模型实证模拟了CBDC对美国和中国经济的宏观效应[19][15]。总结而言,CBDC具有以下潜在优势:第一,可极大地降低发行和交易成本,提高M0流通效率和央行货币地位。第二,实现M0全周期的数据记录和追踪,提高货币投放的精准度,抑制影子银行等非正规经济活动,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有助于加强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AML/CFT)。第三,基于现有成熟的移动技术和操作系统,利用多种介质和渠道完成支付,实现普适性和泛在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货币。另一方面,CBDC也存在一些潜在风险:可能会对既有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带来不确定性;可能对商业银行存款形成挤兑,存款搬家规模过大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可能会为比特币、以太币等私人数字货币提供政策有效性、国际货币体系等产生较大冲击。全球稳定币以美元为主要锚定物,将进一步增强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现有文献对“虚拟货币”、“电子货币”、“加密货币”等概念的内涵外延具有较为明确的界定,但对“数字货币”的概念则分歧较大。大多数学者侧重从数字化形式和采用技术对“数字货币”进行定义,如Wagner将其定义为以电子形式进行发行、存储和流转的货币[11],法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将其定义为非法定的虚拟货币和法定的电子货币的加总[12],Bissessar将其定义为使用分布式账本的货币[13],Kraus将其分为仅在特定虚拟空间流通的虚拟货币和以分布式账本为底层技术的加密货币[14]。总结而言,现有对“数字货币”的概念界定存在“唯形式论”(其形式是否是虚拟化、电子化、数字化)和“唯技术论”(是否采用了区块链或分布式账本),忽略了其最本质的经济金融含义。从经济金融角度出发,数字货币作为数字经济和金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需要具有泛在性、实时性、可编程性、自动化、分布式、去中介、流通全球化、价格稳定性、公共性等特征。本文从技术和经济金融两个维度给出数字货币的定义:数字货币是采用数字化技术,具有泛在性、实时性、可编程性、自动化、分布式、去中介、流通全球化、价格稳定性、公共性等特征的数字流通凭证。从货币史看,数字货币作为货币体系演进到后现代化的产物,既继承保留了货币基本属性,又具有一定特殊性。主权信用货币是数千年货币演进至今的主要形式,数字货币要成为真正意义的货币,只能走向法定数字货币的形式。非法定数字货币只是一种超越特定虚拟范围的有限支付工具或投资标的,若缺乏政策治理环境的支持与引导,难以保持长期竞争力。当前数字形式的token在流通速度、支付效率和合规成本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些优势源自技术创新。但私人数字货币难以承担货币的公共品属性,易滋生资本外逃、贪污腐败、地下经济等问题;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在经济较好和金融市场较为宽松时易超发,在经济较差和金融市场较紧时则难以发行;具有特定的使用范围和场景,一般需要绑定银行账户,不具有泛在性;价格波动较大,难以行使价值尺度职能。综合而言,私人数字货币难以实现泛在性、价格稳定性、公共性。CBDC是央行基于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发行的、具有现代货币本质属性的数字货币。CBDC本质上代表国家主权信用,具有广泛的可接受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价格稳定性;由央行发行,可与一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广泛融合,可以不依托于特定账户,得以实现泛在性;仍然具有公共品属性,可有效治理资本外逃、贪污腐败、地下经济以及经济犯罪等问题;可通过数字化和可编程化实现货币的精准投放、前瞻指引及逆周期调控,这有利于克服传统法币的同质单一性、难以追踪性和操作当下性。[15]根据本文概括的数字货币特征,只有CBDC才能完全满足数字货币的条件。二、法定数字货币是否基于区块链公众往往习惯性地将加密货币、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捆绑,事实上区块链只是DC/EP备选的技术之一,DC/EP并不一定基于区块链,中国人民银行在推进DC/EP的过程中不预设技术路线。如果DC/EP选错技术方向,损失则是系统性的。因此,我国央行明确给出了DC/EP的预期特征,对实现目标的技术路线则是开放的。截至目前,我国央行没有公开阐述DC/EP,本文梳理了相关人员(周小川、易纲、范一飞、姚前、穆长春等)的论文和公开讲话[1][2][3][16],总结出DC/EP的以下特点:DC/EP本质是央行担保、签名发行的加密字符串,其作用是替代现金M0,持有DC/EP不产生利息,发行和流通遵循现有的“央行——商业银行”二元框架,具体采用“一币、两库、三中心”的架构,具有普适性和泛在性,不依托特定的交易介质和支付渠道,不承担货币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四个基本职能之外的其他职能。DC/EP的预期政策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技术框架。图1.DC/EP的“央行——商业银行”二元框架DC/EP在目标设定时强调面向零售系统,从技术层面而言,去中心化的非许可链框架无法满足。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曾试验采用非许可链架构的DC/EP,发现采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架构无法实现零售要求的高数据吞吐量。在技术层面,许可链作为DC/EP的底层技术是可行的,已有项目也论证了这一点。2016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起了Ubin项目,成功测试了以许可链作为底层框架的分布式账本技术(DistributedLedgerTechnology,DLT)在法币数字化、国内银行清算、基于DLT的券款对付(DeliveryVersusPayment,DVP)以及跨境银行间支付结算等场景的应用。[17]DC/EP不管是采用一元体系还是二元体系,如果采用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都将以许可链为框架。Libra在技术框架上选择了许可链,有5年的时间向非许可链过渡,但其中存在较大不确定性。[18]尽管官方宣称DC/EP并不一定使用区块链,但本文总结出四点DC/EP使用区块链若干构成要件的重要价值:第一,在DC/EP的确权登记环节使用区块链,在保证发行登记高效率同时,确保数据查询系统的健壮性。第二,借鉴比特币的UTXO(UnspentTransactionOutputs)模式,采用中心化UTXO模式。账户余额即UTXO聚合计算产物,更符合现金理念,交易形成一条完整的资金转移链条便于实现穿透式监管。第三,使用联盟链框架可保证DC/EP系统的灵活度,当DC/EP在境外流通时,授予境外特定机构一定权限的节点地位,为推进数字经济新形势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第四,未来数据在区块链上确权、定价、交易的趋势要求货币也在链上运行。虽然现阶段DC/EP仅在确权登记环节使用区块链,但为扩大区块链在DC/EP的使用环节奠定了基础。2019年11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官方文件中首次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数据被纳入生产要素的同时,也意味着其被纳入收入分配范畴,其中最为核心的确权、定价、交易等环节需要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图2.DC/EP的UTXO模式因此,尽管官方宣称DC/EP不一定基于区块链,但本文根据DC/EP的政策目标推断,DC/EP在推出时不会全流程使用区块链,但会在确权登记环节使用区块链,区块链有覆盖DC/EP更多流程和环节的发展趋势。三、法定数字货币的优势与风险现阶段实质上推出CBDC的是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小型经济体,其政策目标为解决经济发展困境和实现外部均衡,不具备广泛的借鉴和推广意义。主流经济体开展的CAD-COIN、RSCoin、NBCoin、Stella、DC/EP等项目均处于内测阶段,没有进入大规模实用阶段。因此对CBDC的优势风险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仅从理论层面分析,仅有Barrdear&Kumhof(2016)、姚前(2019)等运用DSGE模型实证模拟了CBDC对美国和中国经济的宏观效应[19][15]。总结而言,CBDC具有以下潜在优势:第一,可极大地降低发行和交易成本,提高M0流通效率和央行货币地位。第二,实现M0全周期的数据记录和追踪,提高货币投放的精准度,抑制影子银行等非正规经济活动,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有助于加强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AML/CFT)。第三,基于现有成熟的移动技术和操作系统,利用多种介质和渠道完成支付,实现普适性和泛在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货币。另一方面,CBDC也存在一些潜在风险:可能会对既有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带来不确定性;可能对商业银行存款形成挤兑,存款搬家规模过大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可能会为比特币、以太币等私人数字货币提供新的法币入金接口,这也会对跨境资本流动造成影响。但这些风险都能通过相应措施进行控制,不会成为阻碍CBDC推出的决定性因素。(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优势第一,CBDC可极大地降低发行和交易成本,提高M0流通效率和央行货币地位。以我国的纸币和硬币成本进行测算,1角硬币的成本大约为9分,1元纸币的成本大约为0.4元,1元纸币的成本大约为0.4元,100元纸币的成本在1元之内。过去20年M0/GDP比重在全球范围内普遍下降,也包括中国[20]。2018年6月中国M0为6.96万亿元,按照1%的发行成本进行测算,M0发行成本约为7千亿元。CBDC在系统完成后,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CBDC是基于数字化技术下的点对点支付,因此CBDC的流通速度不低于第三方支付和电子支付,第三方支付和电子支付的流通速度远高于现金,导致的金融摩擦远低于现金[21]。在M0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资金流通速度,央行货币单位时间内实际行使职能的货币量更大,其地位也得到提高。第二,央行可通过CBDC实现M0全周期的数据记录和追踪,提高货币投放的精准度。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依托于商业银行的影子银行体系迅速发展,在2012年规模达到了22.4万亿元[22],资金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形式绕过监管,大量流向“两高一剩”等政策限制性行业,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增大了金融系统性风险[23]。以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电子货币创新部分取代了现金,但没有法定准备金等指标约束,提高了货币乘数,降低了商业银行对央行流动性的需求,削弱了央行调控短期利率的能力[24]。此外,随着金融风险压力的上升、合规成本的提高以及国际标准趋严,我国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形势依然严峻。基于交易记账的UTXO模式为资金转移交易提供了全流程的链条,每笔资金流动都有唯一编码,编码把此笔交易的输入和上笔交易的输出进行链接,层层清晰地记录资金流向。这有利于提高货币投放的精准度,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充分发挥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抑制影子银行等非正规经济活动。当流动性创设机制掌握在以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为代表的市场机构手中时,央行监管有效性面临挑战,CBDC为央行提供了数字金融范式下管理和监管金融系统的基础设施。第三,CBDC可借助现有互联网渠道营销,实现普适性和泛在性。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和以DNA(DataAnalytics,NetworkEffect,InterwovenActivities)商业模式为基础的大型科技公司推动的金融科技,为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金融活动提供了完整生态。在CBDC推出后,数字经济的业务链条形成完整闭环,CBDC可借助现有的金融科技的支付网络和营销渠道向用户进行推广营销,进而实现数字货币的普适性和泛在性。同时,金融科技企业在大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经验可为各国央行提供重要借鉴。(二)法定数字货币的风险第一,CBDC可能导致的最大风险在于大规模挤兑银行存款。若CBDC定位为M0,则用户持有CBDC不产生利息,CBDC本质上属于央行负债。商业银行存款为M1—M2范畴,属于商业银行负债,其所有者会享受利息收益,在金融系统正常的情况下,持有收益抵消了流动性溢价。但当储户对其存款的商业银行或商业银行系统产生不信任时,会放弃流动性溢价,选取信用程度更高的CBDC,即便商业银行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这种挤兑,其效果也会非常有限。这就是所谓的“狭义银行”现象。[25]第二,当CBDC计息时,本质上形成了一种新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会对既有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带来不确定性。CBDC代表央行信用,其利息将成为零售利率的下限和批发利率的上限,可成为打破零利率下限的重要举措,但也不可避免地为既有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带来不确定性。CBDC属于增量货币,相对于有限的存量货币引入这种不确定性很可能是负面的。第三,CBDC可能会为比特币、以太币等私人数字货币提供新的法币入金接口,也会对跨境资本流动造成影响,并冲击资本管制政策。当前私人数字货币交易渠道主要有场外交易市场(Over-the-counter,OTC)和数字货币交易所集合竞价两种方式,行使支付手段职能的一般是锚定法币的稳定币(如USDT)。OTC市场要求交易双方有信任基础或存在中心化机构承担信用风险,价值交换方式是买卖方直接通过数字钱包交换稳定币和私人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交易所集合竞价交易模式中,由交易所作为买卖方的交易对手,买卖方将稳定币和私人数字货币从用户数字钱包传输至交易所数字钱包中。尽管USDT等稳定币宣称1:1锚定美元,但事实上存在价格波动,有研究表明Tether通过改变USDT的供给量影响比特币价格[26]。当CBDC推出后,在交易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可更好地替代现有稳定币行使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功能,这其实便利了比特币、以太币等私人数字货币交易。同时,通过此途径完成资本跨境更加方便,这也在影响了资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尽管CBDC存在潜在风险,但都能通过相应措施予以控制。在经济、金融运行相对稳定时,可通过增加银行存款向CBDC转换的成本、费用等经济手段避免“狭义银行”。在储户对单个商业银行或商业银行系统不信任时,央行可考虑运用经济手段叠加行政手段避免CBDC挤兑银行存款。此外,包括我国DC/EP在内的CBDC都定位在M0,以行使支付职能为主,短期内不会形成新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也不会冲击现有货币政策框架。最后,应对可能导致的资本外逃,金融监管部门应对向数字货币交易所和为OTC交易提供担保的商业银行等机构进行重点监管,确保机构资金不进入这一市场。鉴于CBDC推出后的优势明显、风险可控,主要经济体推出CBDC只是时间问题。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机制(一)法定数字货币整体框架设置当前我国对于法定数字货币还处于研究和内测阶段,DC/EP采取“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元投放体系以及“一币、两库、三中心”的运行框架。选择二元体系主要是为了能利用现有商业银行的软硬件资源,提高商业银行的积极性,避免一般公众在央行开账带来的巨大工作量,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DC/EP信用水平高于银行存款导致的金融脱媒问题。“一币、两库、三中心”是二元投放体系的具体实现方式。其中,“一币”指的是央行担保发行的DC/EPtoken,“两库”是指央行的发行库和商业银行的银行库,体现了二元投放体系的特点:DC/EP首先在央行和商业银行间发生转移,即DC/EP的发行与回笼,之后再由商业银转移到居民与企业手中。“三中心”则是DC/EP发行与流通的技术保障,包括登记中心、认证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其中,登记中心负责记录发行、转移和回笼全过程的登记;认证中心负责对DC/EP用户的身份进行集中管理,这是DC/EP保证交易匿名性的关键;DC/EP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在匿名性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监管需求之间做出权衡,大数据中心通过对于支付行为的大数据分析,通过指标监控来达到监管DC/EP非法用途的目的。上述框架如图3所示:图3.“一币两库三中心”框架(二)法定数字货币设置原则探讨实际上,虽然DC/EP大体框架已经确定,但一些具体制度安排还需讨论,这些问题对DC/EP运行及能否对经济、金融系统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针对于这些问题作出探索性回答。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免推出DC/EP对金融体系产生过大影响,具体而言即如何设置有效机制防止出现挤兑商业银行。为解决这一问题,Kumhof和Noone(2018)提出了CBDC运行的四个核心原则:一,应对CBDC支付一个可调节的利率;二,CBDC与银行准备金是两个独立体系,不可兑换;三,不承诺银行存款能够按需转化为CBDC;四,央行只以认定的合格抵押品发行CBDC。[27]Kumhof等的研究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但这四个原则实际上都非必需,甚至有一些是逻辑不恰当的。第一个核心原则,Kumhof等给出的解释是,若央行对CBDC支付零利率,同时因没有正确判断市场对CBDC的需求造成了过度供给,要实现CBDC出清只有两种办法:一是令CBDC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货币贬值,这是央行难以接受的;二是降低CBDC名义余额的实际价值从而使其出清,这又会与反通胀目标抵触,只有通过调节利率才能够使CBDC供求平衡。这一解释看似合理,实则不然。同样的问题为何没有出现在纸币上?央行对纸币支付零利率,纸币供过于求时,可通过商业银行回流到央行,同时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增加,多余流动性得以吸收。同样情况也应会出现在CBDC上,为何CBDC无法回流,以至于央行要通过打破平价才能实现供求平衡?这一问题没有给出合理解释。[28]第二个核心原则同样存在问题。CBDC付息与否的确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有条件的。出于同样原因,如果将CBDC定位于与现金等价,则CBDC与准备金不可兑换也是不必要的。第三个核心原则同样缺少充分依据。若CBDC全面推广,可能导致纸币趋于消失,若不保证CBDC可与银行存款兑换,则意味着商业银行将不再无条件承诺将存款转化为央行货币,这完全颠覆了现有银行体系,这是完全无必要的。第四条原则与第二条原则结合在一起更是导致悖论:央行倾向于将合格证券转化为CBDC,而不是准备金,这意味着其他主体发行的证券比央行负债具有更高等级信用,而央行负债就是流动性最好、风险最小的资产。Kumhof等提出的四项原则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将CBDC真正视为货币,而是一种对银行存款产生威胁的新型资产,为了不使得这种资产对现有银行体系产生冲击,而宁愿将其设置为“纪念币”。另一方面,Kumhof等的担忧不无道理,需要设计一种机制预防金融脱媒与银行挤兑。Panetta(2018)建议通过设定个人持有CBDC上限来规避。[29]这种方法非常直接,但违背初衷,发行CBDC目的之一就是提升法币支付效率,若对公众持有的CBDC额度作出限制,实际则限制了付款数量和规模,反而降低了支付效率。Kumhof等也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对CBDC支付一个非常低的、甚至是负的可调节利率。若公众对CBDC需求量增加,则新增需求会被低利率所抵消,从而避免金融脱媒和银行挤兑。然而若公众对CBDC需求大幅增加(如金融危机时),则需要对CBDC施加一个非常低的负利率,这种利率将难以被公众接受。事实上,央行无法事先说明何时会支付这种负利率,但是公众一旦了解到这种可能性,则很可能不会选择持有CBDC。(三)法定数字货币分级利率体系引入分级利率体系来控制CBDC需求量的激增是一个可行方案。事实上,一些央行为调整存款规模,已对存款准备金采取了类似措施。DC/EP的定位是替代M0,正常情况下M0是零利率。当用户持有CBDC超过一定限额,则对CBDC收取负利率,这种负利率应保证即使考虑风险溢价,其吸引力仍低于商业银行存款及其他金融资产。在这种情况下,若存在外生冲击,如金融危机使CBDC需求大幅上升,则央行可进一步下调负利率或者设计第三级、第四级甚至更多层级的负利率,每个层级对应更低的利率水平。同时对第一层级可支付一个正利率,最高可达到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利率,等于在危机时给出了一项有限额的安全资产,吸引公众将CBDC持有量维持在第一层级,第一层级的额度应当满足正常流通使用需求,可参照当前流通的纸币人均使用量,央行可承诺一个第一层级的最低限度,并且保证不会对其收取负利率,这可以抵消掉公众一部分持有CBDC的需求,从而避免挤兑发生。分层利率体系很大程度上提高了CBDC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用。在我国央行人员早期的表态中,可以看到央行本意是对CBDC付息,利用CBDC与银行存款间的竞争关系,通过调整CBDC利率来实现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调控。然而随着我国将CBDC明确定义为M0(官方名称也确定为DC/EP),已确定不会付息。一个补充性的方案是设置分层利率形式,对超出一定数量的DC/EP施行负利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零利率下限的限制,但也仅作为特殊时期的非常手段,在大多数时期DC/EP不付息。另一个问题是,在确定“央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后,商业银行应当如何管理DC/EP。公众在央行不拥有账户,需借助商业银行体系调整DC/EP持有量。一种容易落地的方案是在充分利用现有金融系统的基础上增加DC/EP管理功能,即在商业银行账户中增加数字钱包功能,即在商业银行账户体系同时存在银行账户和数字货币钱包,且两者可以相互转化。为防止超发,商业银行对DC/EP缴纳100%准备金。基于此,本文根据公布的DC/EP特点和政策目标,设置了DC/EP分级利率体系,该体系具有如下特点:第一,DC/EP作为M0的替代物;第二,DC/EP采取“央行——商业银行”二元投放体系及“一币、两库、三中心”运行框架;第三,DC/EP在一定限额内施行零利率,对超过限额部分施行负利率;第四,商业银行同时管理银行存款账户和数字货币钱包,二者可实现转换;第五,法定准备金与DC/EP可实现转换。基于二元体系和分级利率设置的DC/EP运行机制如图4所示。图4.DC/EP分级利率运行体系DC/EP从央行发行库转移到商业银行银行库,之后再由商业银行进入其账户体系中的数字货币钱包,商业银行客户可通过个人或企业的数字货币钱包使用DC/EP,数字货币钱包中的DC/EP可随时转换为商业银行账户中的电子货币,类似于当前的现金到银行存款的转换。央行对数字货币钱包不设限额,个人原则上可以大量持有DC/EP,但对于数字货币钱包内余额大于某一额度的用户,对其持有的DC/EP施行负利率
01区块链 2020-05-14 17:52  政策  数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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